2020年11月3日,我接到了服务对象戴某的电话。他主动告知我,现在在某医院里工作,负责将医学废料集中起来丢弃,工作比较忙,没办法随时出来检测了。我听后告诉他没关系,周六我可以加班出来给他做检测,并告知他安心工作,不用担心检测的问题。
放下电话后,我欣慰的笑了。要知道,几个月前,戴某还情绪激动言辞激烈的在上访,街道、区信访办、市信访办都去过,之前的工作也不做了,和女友整天就在信访部门里转,要求国家分房,立刻退休,申请额外补助等不合理的要求。
戴某刚出强隔所时,心态还比较平和,在我的协助下,找到了一份在医院食堂的工作,生活比较平稳。但是在医院里结识了女友阿霞后,对自己的过往开始愤愤不平起来。
戴某在新疆服刑20多年,原本落在妻子家的户口也迁往新疆监狱,服刑期间夫妻离婚,妻子带着孩子改嫁。2006年出所后户口无处落实,在他不断上访后,在街道和派出所的协商下,2009年在他原户口的居委会里落户了。后他所在居委会住所全部动迁,戴某因没有房产证,没有享受到动迁政策。原本他也没有其他心思,在将这件事告诉阿霞后,阿霞告诉他,国家不应该不管他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享受动迁的人,应该去信访办要求国家重新分配一套房子。戴某耳根子软,听了之后受到阿霞影响,辞职后一心只想靠上访能“拿回”一套房子。
在我得知了戴某的上访消息后,主动和街道以及禁毒干部都报备,通过“理性思维治疗模式”,对戴某进行了情绪疏导。当时疫情时期不方便见面,我一直电话关心戴某上访的情况,及时了解他的最新情况,防止他因情绪激动而肇事肇祸。另一方面,也积极为他留意新的工作机会,分散他的注意力,让他不要钻牛角尖。
几个月的工作总算见到了成效,现在戴某已经放弃了上访,和阿霞都找到了工作,生活了有保障。他之前仗着出所后申请的低保和廉租房补助,认为反正饿不死,还不如跟街道搞一搞,能搞到房子是最好,搞不到房子也要搞点补助,不用上班还有钱收。在我的鼓励和劝说下,他终于走出了他的舒适圈,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也会持续关注他的生活情况,一旦有情况,及时介入,完成他三年的社区康复协议。